桂龙网2024-10-18 21:27:18发布:陈明光新资料与新思维：近20年来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与启示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是历代王朝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和劳动力再分配方式的法律体现，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其制度规定及实施状况，对国计民生乃至政权更迭具有诸多重大影响，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关注的经典课题。由于资料、理论、概念等的更新，20世纪国内史学界加深、拓宽了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成果极为丰硕。进入21世纪后，近20年来，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从中可获得不少启示。本文拟综观有关秦汉到明清的赋役制度研究成果，概括并分析其重大进展之所在，阐述由此引发的若干思考，以助讨论。

一新资料的重大发现引起研究论题的拓展、深化和细化

近20年来，有关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重大和珍稀的新资料发现，按其内容的朝代顺序，依次是新获秦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黑水城文书、古籍纸背文献、新获明清民间文献和新刊清朝官方档案。这些重大和珍稀新资料的整理、刊布，有力地推动了研究论题的拓展、深化和细化，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1.新获秦汉简牍研究细化了传统的热点问题研究，提出若干新论题近20年来，整理出版的秦汉简牍新资料非常丰富。运用简牍新资料研究秦汉赋役问题的代表性新著，有臧知非、汪桂海、杨振红、于振波、王彦辉、袁延胜、晋文、朱德贵等人的专著。这些著作多是作者在已发表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对与秦汉赋役有关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田税、訾税、算赋、更赋等赋役问题各抒己见，深化、细化了这些传统的热点问题研究，也提出若干新论题。例如，秦是如何计算和征收田税的？《商君书·垦令》称：“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意为根据粟的收获量计税，税制就统一，纳税人的赋税负担就公平了。不过，究竟如何“訾粟而税”，传世文献语焉不详。根据新获秦简有关“程田”“取禾程”“耗程”等新资料，有关研究指出，秦制是在掌握纳税人实际耕作面积的前提下，先根据不同田地的形状和“什一”或“什二”的税率，采用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应“税田”的面积，再根据税田的产量计算出应税总额。征收“枲税”也是如此，必须先“取程”，就是到田地现场看枲的长势，确定“程”的步数，计算产量，确定应税田的面积；然后确定大、中、细三种臬的高度，获得应税田的产量；再分别设定大、中、细三种泉计算一束的不同面积，设定大、中、细三种枲的不同系数，最后确定按重量计算的枲税额。这才完成岳麓书院所藏秦简记载的“部佐行田，度稼得租”的计税程序。由此不难推知“訾粟而税”的基层税收事务相当繁重。由此对如何解释曹魏租调制的亩定额制的由来或有启示。汉代的田税也是“訾粟而税”，法定名义上的税率由十五税一变为三十税一。不过，在西汉昭帝朝的“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代表人物“贤良文学”就指出：“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即实际征收是采用计亩的定额税率。到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推广山阳太守秦彭“分别肥瘠，差为三品”的做法，从法制上正式把田租税率从分成制变为计亩征收的三级固定税率。到建安九年(204年)，曹操颁布的租调制采用“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定额税率。这就最终完成了田税由秦的分成税率向全国统一的亩定额制的历史演变。此后历朝计亩征收的田赋多采取各地有别的级差亩定额税率。从税收实务的角度来看，推动田赋税率实行亩定额化的原因，当是自秦实行计算实耕地和亩产量的分成税率即“訾粟而税”的税收事务过于繁重，是县、乡、里为数不多的负有税收征管责任的官吏和“啬夫”难以胜任的。由此得到的另一个启示是，对新获秦简所见田税计税方法的新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田赋的税率演变史具有探源窥变的学术价值。其实不只是田税，从新获秦简看，唐代不少赋役制度立法的探源窥变，同样可以追溯到秦制。总之，近20年来运用新获简牍对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的重大进展，不仅进一步展示了秦汉的时代特色，而且对于探寻后世王朝赋役制度的传承和演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利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赋役问题尚有难点有待突破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发现的10余万枚三国孙吴时的简牍，是20世纪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自1999年出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整理、编著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之后，2013—2019年又出版了长沙简牍博物馆等整理、编著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至玖册，引起持续至今的吴简研究热情，其中研究赋役制度的论文和著作颇具特色。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论文集主要是《吴简研究》第一至三辑，长沙简牍博物馆选编的《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上、下册。个人专著，主要有于振波、高敏、张荣强、韩树峰、蒋福亚、沈刚、凌文超、王子今等人的，都是作者在已发表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与近20年来新获秦汉简牍多有律、令，可与传世文献互证，从国家税法层面进行具有全局性或称共性的研讨不同，长沙走马楼吴简主要是三国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的官方资料，据以研究赋役制度史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既要关注其地区性即特殊性，又要寻找其时代特征即共性。正如王素在《长沙三国吴简时代特征新论》中所指出的，长沙三国吴简的研究，应该置于汉魏交替“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而长沙三国吴简的内容，也无疑应该深深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对长沙三国吴简进行研究，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其次考虑的才应该是制度的渊源和流变”。综观近20年运用走马楼吴简对赋役问题的研究，目前尚有两个方面的难点有待突破。其一，如何从临湘侯国(县)的财政收支记录中剥离出边界比较清晰的赋税内容。例如，走马楼吴简记载的官方仓库入出名目繁多，仅米收支类的名目就有粢租米、税帛米、税中白米、税连年米、杂限米、火种田租米、复田税米、张复田税米、余力租米、旧米、孰米、临米、渍米、盐米、贾米、杂米、种贾米、池贾米、禾准米、临呙米、临居米、酱贳米、酱贾米、加臧米、颐贤米、折咸米、收指米、通价米、新咸米、陈张米、叛士米，等等。它们在官方会计账簿中被归纳为租米、税米、限米、杂米等四大类，其中哪些是税收，哪些是官租？由此涉及如何区分民田、民税田、税田、余力田、旱田、熟田、二年常限田、旱败不收田、火种田、佃田等不同田地的名称和“田家”的不同身份，从而判断他们交纳的究竟是税还是租。根据现代政治经济学关于租、税有别的概念要求，这些问题都需要加强探讨。其二，如何进一步从汉魏乃至汉唐赋役制度变迁的角度，既揭示走马楼吴简隐含的共性，又区分其地区性即特殊性。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不小的进展，主要是以吴简资料探讨汉魏赋役制度的若干历史演变线索。例如，以吴简资料探讨曹魏“户调”的起源，探讨汉魏户籍制度、户等制、丁中课役对象的变化过程。不过，吴简记载的赋役名物有很多是汉魏以降传世文献所未见的，它们是否具有特定区域的特殊性？例如，吴简与赋税完纳催征、入库、减免等有关的各种官方账簿和会计凭证，有前、入租米簿、入税米簿、入杂米簿、入限米簿、要簿、米数簿、领簿、布前簿、已入未毕簿、诡课者簿、应捐除名簿、月旦簿、承余新人簿、四时簿等各种名目，哪些是沿承前代之制，哪些是孙吴的独特或新创之制？从中国古代税务文书演变的角度来看，也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再如，关于税收的物资形态。吴简记载的仓库收支物资，除了众多的米、布、帛、皮等实物，名目繁杂的钱币特别引人注目，包括税钱、田亩钱、口筭钱、鋘贾钱、官鋘钱、鋥钱、荩钱、茭钱、寿钱、枪钱、租钱、杂米钱、财用钱、赀钱、地僦钱、皮贾钱、入贾钱、贾具钱、市具钱、柚租钱、米租钱、酒租钱、市租钱、租廪钱、何黑钱、复民租钱、八亿钱、租蒭钱、绹租钱、岁行钱，等等。它们在官方会计账簿上被归类为“襍(杂)钱”，其中有不少无疑是赋税征收所得。瞻前顾后，临湘侯国(县)税物的货币形态是否具有地区特殊性便耐人寻味。对此，现有研究或认为“可以看出孙吴政权的钱币的铸造量和流通量都很庞大，给人以商品经济相当兴盛的感觉”，或认为反映的是孙吴统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货币基本功能的逐步恢复”。不过，从国家税法有关税物法定物资形态规定的变化来看，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探讨。因为，汉代虽然国家税法规定法定税物是田租征收粮食类实物、算赋征收钱币，但东汉末年因钱贱物贵，朝廷下诏“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即实行法定税物实物化政策。到建安九年曹操颁布租调制，法定税物只有粟和绢两类实物，这是北方商品货币经济衰落趋势在赋税制度上的直接反映。而孙吴之后的两晋和南朝，江南特别是三吴地区的货币流通程度虽然明显地超过北方，但是作为国家税法的西晋田租和“户调之式”，东晋南朝直至隋朝、唐朝前期的租调制，所规定的法定税物的物资形态仍然以粮食和绢、布、绵等实物为主，可见吴简所见税收物资中钱币收支名目之多、数量之大，既不是沿承汉末到曹魏北方税物形态的实物化趋势而来，也未对西晋到唐前期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产生制度性影响。其原因究竟是什么，也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承上启下的角度来看，长沙走马楼吴简作为三国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的官方资料，所反映的赋役问题的共性和特殊性仍有待进一步厘清。3.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黑水城出土文书研究的补白之作近20年来，随着俄藏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译本的出版以及俄藏、英藏、中国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和汉文文书的陆续汉译、校勘出版，西夏赋役制度研究取得空前进展，元代赋役制度研究也得到细化。对此，杜建录、史金波、潘洁等做出诸多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关于西夏的赋役制度，传世汉文古籍极少记载。近20年来，经过学者们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黑水城出土文书的互证研究，西夏赋役制度的基本面貌，其农业税(地税、草税)、人头税、畜牧税、商税(买卖税)、水税、夫役等的计征对象、税率或役期、征调管理办法等基本内容已为今人所知。元代赋税制度的研究也因黑水城出土文书的整理出版而得到细化。例如，以往研究元代赋税制度多依靠《元史》《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典籍记载的国家政令，难以研究各地的具体实施状况。黑水城出土的亦集乃路税粮文书残件，是当地赋税征收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史籍记载，可以了解元代亦集乃路税粮的种类、税额以及抽分、酒醋课、契本税等赋税征收的基本情况。总之，《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黑水城出土文书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填补了西夏赋役制度这一块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的留白，细化了元代赋税制度研究，也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赋役制度的特点及其与汉族政权赋役制度的关联的新的思考空间。4.新发现的古籍纸背上的元、明赋役文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之一古籍纸背文献被誉为“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之一，也是近20年来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之一。古籍纸背所见元代赋役资料，篇幅最大的是上海图书馆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上的湖州路户籍文书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上的江浙地区公文。学者据之或研究元代税粮簿的性质、登载内容及书式等，探讨该税粮簿书对明代赋役黄册产生的影响；或结合新旧材料，探索元代户籍文书系统，认为手状、户籍册、户帖三者构成了户籍系统的关键环节；或揭示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必须履行灾民等申告、州县初踏并上报路总管府、路总管府复踏后上报廉访司、廉访司体覆后路总管府呈部、户部转呈中书省、中书省审批、户部传达、除免税粮等多项步骤；或揭示“结揽”之弊与官府应对之策。凡此都加深了对元代赋役制度的认知。孙继民等著《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是对上海图书馆所藏21种明代古籍纸背上的明代黄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成果。全书分“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综论”“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所见明代黄册文献概述”“新发现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复原与研究”“新发现上海图书馆藏古籍纸背明代赋役黄册复原与研究”等四章，公布了一批之前不为学界所知的古籍纸背上的明代黄册文献并加以研究。其最大特色：一是对以往罕见的“小黄册”原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丰富了明代黄册文献资源的地区分布情况，特别是其中山东、山西、福建、湖广等地的黄册均为首次发现，史料更为珍贵。这一研究成果推进了对明代黄册发展演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5.明清民间文献和官方档案等新资料提供了更多的思辨空间近20年的明清赋役制度新资料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新获民间文献，二是新公布的官方档案。契约、碑刻等民间文献自20世纪以来就是研究明清赋役制度的重要资料来源。近20年明清民间文献收集、出版和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高校与科研、公藏机构收集、整理的明清契约文书就数以百万件计，为研究明清赋役制度史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代表性的专著，有陈支平所著《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专题论文，有汪庆元就明清徽州鱼鳞总图及清代长洲县鱼鳞总图原件所做的实证研究、舒满君对绩溪龙须胡氏誊抄的清乾隆年间绩溪排年总户买卖事宜的《排年誊清》文册的研究等。近20年来出版了不少有关明清赋役制度的大型官方赋役文献汇编，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的《明清赋役全书》)第一编60册，收录的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15个地方政府的赋役全书，均为仅存于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共计线装古籍59种2784册。再如《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共计63册。明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明清官私赋役文献是研究中国历代赋役制度最为丰富的资料来源，这为下述从“国家与社会”“国家治理”层面、产权与赋役制度层面研究赋役制度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和思辨空间。

二理论、概念、视角的更新引起研究广度、深度的拓展

近20年来，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研究的理论、概念和视角更新也有重大进展，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考空间。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1.从“国家与社会”到“国家治理”的理论更新和视角拓展马克思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中国古代，纳税应役和司法诉讼是普通民众感知国家存在、官府存在的最主要方式，其中赋役是联结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最主要的纽带。在20世纪，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梁方仲先生，“从王朝国家的赋役征派入手，着力于明清时期的户籍、地籍、田赋、差役、货币、漕运、仓储诸制度，探究王朝国家财政与乡村基层社会的运作机制，以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性质。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以王朝国家贡赋体制为重点，与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食货志’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又嵌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分析性研究的范式，开拓了立足中国历史经验探索社会经济史的路径”。近20年来，从“国家与社会”视角研究赋役制度史在继续推进，特别是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例如，刘志伟、陈春声指出，从17到18世纪，中央王朝的赋役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变革，转向新的治理结构。通常以“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一系列改革来描述、涵括这一过程。宏观来看，这一系列赋役改革调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税核算方法，从而调整了地方政府控制地方社会的方法。范金民从赋役的角度，探究了对清代江南影响极大的雍正分县问题。叶锦花探讨了明初以来，福建晋江沿海地区多籍宗族形成多个赋役团体以应对各类赋役的现象及其影响。孙海来认为，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保甲组织逐渐取代里甲组织；国家对农民的编户方式，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编审册的人户，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掌控村庄和农户，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舒满君指出，图差是明代中后期州县设置的与比限制度紧密结合的追征差役。民间文书中出现有图差与滚单并行的情况，说明图差已然成为州县催征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州县与乡村联系的纽带。黄忠鑫以徽州祁门县文书《百户三代总图》为依据，考察了明代前期里甲赋役制度下社会格局的演变。李园以苏州府为例，指出在地方财权不數事权责任的明代财政体制下，民置义役的兴起凸显出富民群体在国家赋役征收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角色。杨国安考察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户书、粮书、里书册书等构成的乡村赋役征派群体，认为随着对税收册书的掌控，他们实际上控制了税收征收权力。李晓龙指出，明代盐场制度的本质是税收管理，它经历了从管理生产者与产品的基层行政机构到生产监督机构的转变。就广东盐场的地方治理而言，开中法、央地政策以及州县与盐场赋役关系是理解盐场制度运作和变迁的关键。正德以后，州县取代盐场，成为场课征收和管理的重要机构。侯鹏认为，从纳粮户内部关系来看，16世纪江南地方政府在田赋征收中所面对的是越来越多规模不等、能够独立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的家计经营单位。从乡绅到平民，他们从自身家计经营的角度出发，尽可能选择与衙门胥吏建立起个别的、排他的买卖关系，以躲避或减少赋役负担，其相互间的组织关系则显得模糊而涣散，这种变化是当时江南社会进入高度商业化阶段后的一个自然结果。丁春燕、龙登高指出，“官中”作为地权交易中介服务的民间主体，拥有政府授权，能够代理政府收取契税。为了防范官中利用手中的政府授权垄断市场、中饱私囊，妨害官府征收契税的有效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激励与约束机制，促使官中与利益相关方在维护基层市场秩序的同时，保证官府契税的有效征收。官中与歇家、牙行等其他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的民间主体一起，成为政府连接基层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协助政府低成本地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丁亮考察了明代一条鞭法全面推行之前，地方政府在办纳各类财政资源时，徭役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结合状态与实际效用。董雁伟的专著《赋役改革与明清乡村社会研究》论述了明清赋役改革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其主要变化：一是引起国家与乡村社会各阶层以及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关系变化，二是引起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这些论述都有助于从赋役制度的角度加深理解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要论断。这也为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角和更多的理论思考空间。因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多个层次组成的，古往今来，国家治理的主体都是政府，国家治理包括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对地方的治理等多个层面，赋税则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地方治理必不可缺的内容。如何规划和实施赋税、徭役的征调，是各级政府行政能力高低和行政效率强弱的主要表现。若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审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立法与实施状况，必然会获得新的认知。近年来，从“国家治理”层面研究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开始受到重视。例如，晋文在论述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时，讨论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赋税徭役制度，认为“秦汉王朝在大多数时期都能按社会等级来占有土地，并让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较好地保证社会生产的延续，维持尊卑贵贱的经济秩序，也突显出很高的统治谋略和能力”。陈明光等论述了唐宋赋役折纳折免与政府购买的关系以及国家处理“盗耕种”与赋税的关系，也述及对地方治理的影响。包伟民揭示了宋朝为了将催税乡役的负担均摊到一般民户，推动形成了结甲制和催税制以及这两个制度的缺陷。廖寅、杜洋洋论述了宋代从乡里到都保、从乡官到乡役，收乡权于政府，乡村组织、乡村治理走向细化的进程。《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明清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与经济变迁”笔谈。其“编者按”指出：“目前，海内外学者已将国家能力纳入中国经济史研究，并在财政体制、国家治理等方面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累，围绕‘贡赋体制’‘原额主义’‘简约治理’等概念进行着持续探讨。近年来的研究亦逐渐指明，由市场呈现出来的明清经济之活力，绝不仅仅是源于自发秩序，而是深嵌于赋役制度的变革、治理模式的变迁等历史过程。”在这组笔谈文章中，倪玉平论及清朝的征税能力对财政能力和国家能力的影响。申斌就《赋役全书》谈明清法定财政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兼论明清国家财政治理焦点之转移。2.运用产权理论研究赋役制度史的新探索产权理论有两个最基本的理论范式：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从所有制理论引申出来的，产权被认为是一种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二是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产权被认为是一种交易关系、契约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以生产为基础的，西方的产权理论是以交易为基础的，二者在财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许多差别，但都涉及土地所有权。在中国古代，地权是财产权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地权形态(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及其变动与赋税征管有着必然的关联。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运用产权理论研究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田赋史有三个有效途径：一是研究国家如何利用公共权力，通过对土地产权的干预或支配获取田赋收入并调控税负不公平，如检田均税，对逃田、自然资源土地资产等的赋税处理等。陈明光从唐五代和宋朝政府如何处理逃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政府制定和调整逃田产权制度的预期激励作用，地方政府对逃田产权的管理职能等方面，论述了唐宋逃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赋税的关系。中国古代自然资源土地资产产权，可分为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监管权等不同层面。陈明光等指出，唐宋特别是南宋，国家治理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具有多方面的财政考虑，其中包括制定盗耕种自然资源土地资产者若能补交租税，就不予论处的政策法规以及纠查逃税等。二是研究国家如何利用公共权力，通过对土地产权交易的控制以保障田赋收入及获取交易税收入，如规范田地买卖的赋税过割行为、开征契税等。例如，戴建国考述了宋代的投税凭由和官印田宅契书，认为田宅交易纳税后所给投税凭由，实乃后世“契尾”之滥觞；认为官印田宅契书不是买卖双方成交时所使用的契约标准文本，而是政府用来行使管理职能、监督买卖双方合理缴纳税租、公平履行赋役义务的法律文书，也是证明田宅交易合法性的凭证。陈锋指出，清代前期“税契”的形式经历了契尾—契纸—契尾的变化。“契税”的税则，在对“卖契”征税时，总体上保持3%的税率，但也有“典税”的征收，并有“无定额”“定额”“溢羡”(“盈余”)等不同的课税规定和要求里。三是私人土地产权交易对税负公平的实际影响，如宋代的“产去税存”“有产无税”“诡寄”等。有关研究得益于唐宋以来国家有关立法的加强以及明清民间契约持续不断的发现和官方档案的公布、出版而颇有新进展。例如，赵思渊、刘志伟认为：“最近20多年来，学界收集、整理了大量明清契约文书，并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史学界对于地权形态的认识大大推进了。这些研究证明，明清地权形态及其实践有着多元灵活的形式。”“当我们考察解释前现代社会中的地权问题时，与其纠缠于土地产权是否具备绝对的所有权属性，不如更多关注土地产权如何以多元而灵活的形式来实现。”他们指出，明清时期影响地权形态演变与土地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由多种赋役册籍共同构成的土地登记系统。徐斌研究了明清两湖地区水域上衍生出灌溉权、湖草收益权等新的权益形态以及水面通行权、摆渡权、湖地所有权等权益形态得以产生并不断明晰的过程，说明水域产权的获得是国家赋役制度运行的结果。赵思渊从赋役制度的角度分析明清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田两主与田面权分化，指出康熙初年苏松地区的均田均役改革中形成了“销圩”鱼鳞图，并出现了“业佃并录”的现象。这应当被视作赋役制度因应土地市场的演化而出现的新动向。3.对赋役的法制化，特别是国家税法的研究取得新进展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法制化研究，在20世纪已取得显著成果。近20年来，由于秦汉诸多赋役律令如《徭律》《戍律》《金布律》《关市律》等简牍资料的增多，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译本的出版，《元典章》的校注出版，天一阁藏《天圣令》中唐宋“田令”“赋役令”“关市令”“仓库令”等的整理和研究，海内孤本明朝《钦依两浙均平录》的发现，陈锋主编的《晚清财政说明书》的汇编出版等，有关中国古代赋役法制化的进程，特别是国家税法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例如，张金光辨析了秦的“更”役与“正”役的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的区别；朱圣明、陈松长等辨析秦汉“户赋”的内涵；陈伟以松柏47号木牍《南郡卒更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推测西汉前期普通卒更可能曾实行三更之制；朱德贵根据《肩水金关汉简》和正史史料，辨析汉代针对成丁征收的“人百二十为一算”的税目应为“赋钱”，而非“算赋”。陆帅考证东晋“度田税米”不是杂税，而是田租。陈明光辨析唐朝被俗称为“户税”者在国家税法的法律用语是“税钱”。尚春霞所著《清代赋税法律制度研究(1644—1840)》揭示了清代赋税法律制度的框架结构和发展沿革，从立法、执法和监督三个方面评价了清代赋税体系的利弊；陈锋、王燕论述了清代前期“杂税”的内涵以及契税在晚清的三大变化；邓亦兵分析了清代前期税则制度变迁的进步和缺陷之所在；徐毅考察了晚清“捐”成为国家税法中一种新税名称的过程及其表现形式。根据现代税收学理论，古今国家税法的税制要素构成是基本相似的。陈明光借用“税制要素”概念，从国家税法的规范性、完善性的角度，论证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税制要素齐全的国家税法，是唐朝前期国家税收空前法制化的典型体现；剖析唐朝后期“两税法”的纳税义务人、纳税客体、税率、纳税期限、减税免税、税务违章等诸多税制要素均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欠缺，并不是一部规范的、完善的国家税法，实施百余年间所产生的诸多社会弊病均与此有关。4.税务技术演变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研究的新视角税务文书是对国家为实施税法而制定并指定使用的具有特定格式的各种文书的总称。在中国古代，税务文书包括与纳税人直接相关的户籍、地籍、纳税通知、完税凭证等，也包括官府的税收会计文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趋于完善。这是20世纪以来赋役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对唐朝实、户籍、差科簿等的研究。近20年来有关研究仍在加强，前述运用新发现的秦汉简牍、长沙走马楼吴简的研究即有不少相关成果，但研究对象和视角有新的拓展。例如，张荣强从魏晋税务文书载体演变的角度，指出包括户籍、田籍在内的基础账簿是古代帝国征发赋役、管控民众的基本工具，也是地方基层机构行政运作的基石。魏晋时期的简纸更替，为账簿的编造权从乡上移到县创造了条件。简纸更替并不必然会引起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而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必定以简纸更替为前提。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上移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统治集团因应技术进步，为强化中央集权所做的不懈努力。戴建国从法制的角度，考订、梳理宋代为适应赋税和徭役征差变化而建立的新的簿账体系的主要内容。指出宋代的赋役征差与资产、户等息息相关，宋代与赋役征差相关的簿账簿书名目和数量繁多，特别是南宋后期，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及于后代。潘洁研究了罕见的黑水城出土的亦集乃路税票的格式和内容。申斌认为，明末清初实际田赋征收并没有出现所谓从白银向实物的大规模回归，科则记载的变化其实是由于记载科则的文献一《赋役全书》以晚明财政白银化为基础的性质变化所导致。对税务技术的关注也是一个新视角。从秦代开始，赋税的计算、税务文书的编写填报就是相当繁杂的税务技术问题，官方必须制定相关的标准，有关税务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以往对此的专题研究甚少。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发现，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中论及与赋税征管有关的内容，如秦的“税田”、亩产、田税税率、耗等计算方法。申斌、郭永钦研究了明清赋税核算技术演变，陈锋辨析了明清“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的区别。对掌握税务技术的专门人员的研究也有新成果。宋代以降的赋役制度涉及更加繁多的文书和复杂的计算、折算，与之相关的掌握税务技术的书手算手之类的经办人员必不可少，他们在赋役实际征派中发挥的作用和利弊，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例如，王棣认为，包括乡书手在内的乡司负责县乡赋税征收各类簿账书算的职责，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成为县衙征税与税户纳税的交接点和中间环节，是宋代州县基层政权维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鲁西奇指出，元代按乡分置乡司(乡书手)，在县衙办事，盖沿用宋金制度而来。乡司得以征粮为名，向各都保发放税引催征；乡司负责“验数催征”，正是晚唐五代以来乡书手的职掌。黄忠鑫根据徽州民间留存的合同文书，研究了掌握赋役册籍的里书职役在地方社会的更替情况，发现里书人选存在着由一个大型宗族垄断或若干个小型宗族轮流承担的现象，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土地交易、税粮推收具有重要影响。裴磊指出，明代书手和算手主要协助吏员处理文书和会计工作，他们掌握的技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整个赋役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研究书算群体在赋役制度中的舞弊现象和政府的防治措施，可以加深对明代基层社会与赋役征收的关系认知。

三启示与展望

上述近20年来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给予我们不少启示。首先，“通古今之变”仍可继续加强。从近20年来的有关成果看，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和国家税法演变，从较长时段加以比较研究的，侧重于秦汉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今后还可以加强更长时段的比较研究。例如，关于秦汉税收体系的构成及其历史意义。近20年来，学者们根据传世文献，结合20世纪发现的秦汉简牍，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新发现、整理、公布的秦汉简牍，深化了对从秦到汉出现的田租、刍稾、枲、市租、訾税、户赋、算赋、口钱、更赋等税种名称以及“更卒钱”“过更卒钱”“戍卒钱”“罢癃钱”“罢癃卒钱”等代役金税目的探讨，对秦汉税收体系的构成，税种、税目的性质和分类提出不少新见解。若从区分税种、税目的核心要素即计税依据(或称征税客体)来看，有关研究揭示出秦汉的赋役体系是由计亩征收的田租、刍稾税、枲税，计口征收的算赋、口钱，计户征收的户刍、户赋，计资产征收的訾税，计营业所得征收的市租，计商品价值征收的关税以及计丁征收的徭役代役金“更赋”等构成的。其中，朱德贵《新出简牍与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一书对秦朝的赋役体系有较为完整的阐述。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计亩还是计口、计丁、计户，或是计资产(或表现为按户等)计税以及是否行“关市之征”，是否在一定条件下征收代役金，是秦汉之后历代王朝税收体系演变的主要内容。其演变趋势：一是农业税收和代役金呈现出逐渐从计丁或计户向计亩归并，二是以商品交易为税源的“关市之征”在国家税收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直至占据重要地位。可见，近20年来对秦汉税种、税目的新探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税收体系的形成和演变同样具有探源窥变的重要意义。再如，法定税物折价改征其他物品的“折纳"制度的起源。“折纳”作为国家预算的一项立法内容，首见于唐朝《赋役令》，在宋代演变为“折变之制”。从唐宋的国家税法规定来看，折纳法制化的最基本原因，是为了处理法定赋税收入物色的有限性与财政实际支出需求物色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以往追溯折纳制度的起源只到汉代用“以X当X”的表达，新出土的秦简则表明秦时田税、户赋都有折纳规定，更新了人们对折纳制度起源的认识。又如，力役负担社会公平的立法。唐《赋役令》规定：“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收手实之际，即作五等定簿，连署印记。若遭灾蝗旱涝之处，任随贫富为等级。差科、赋役，皆据此簿。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注：凡丁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者，要月；家贫单身者，闲月。)其赋役轻重、送纳远近，皆依此以为等差，预为次第，务令均济。簿定以后，依次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预差科。若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赋役令》注文中的“差科”也包括差遣卫士，在《唐律疏议》中称为“拣点之法”，表述为“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总之，唐朝从行政法和刑律两方面规范了地方官吏派遣力役的先后顺序，既要求根据应役家庭的富强、贫弱差别，又要求兼顾农忙、农闲对劳力投入需求的不同。其要旨在于让富强多丁之家首先应役，并且要承担农忙季节的役事。这种旨在使力役负担相对公平的“均济”立法，是唐朝前期国家赋役立法贯彻均平思想的一种表现。而新出土的秦简则显示，唐朝的这种立法思想并非首创，秦代已初见端倪。秦《徭律》规定：“田时先行富有贤人，以闲时行贫者，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而署其都发及县请[情]。”这也更新了人们对唐朝“均济”赋役立法制度渊源的认识。杨国安根据湖南湘阴县堤亩册，考察清代洞庭湖区堤垸实行“按亩分堤、按堤承役”的水利徭役征派体系，体现了公平原则。这不禁令人联想到这种派役与服役者的经济受益挂钩的做法，在西夏的国家税法中已有立法。西夏征调的夫役主要用于兴修和维修与农田水利设施相关的工程，特别是在春耕之前疏浚渠道和沿渠的桥道，故有“春夫”之专称。西夏的法律明文规定：各税户所出春夫的服役天数，采取“依顷亩数计日”的办法，就是根据每户耕地多少而不同。畿内地区税户分为从5天到40天的6个等级。其次，理论思辨还有待继续强化。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再次说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学术创新源自两种动力：一是新资料的发现，二是理论、概念和视角的更新。相对而言，新资料的发现有赖机遇，具有较大的偶然性；理论、概念和视角的更新则具有主观能动性。历史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有机结合的学科，我们应继续增强理论、概念和视角更新的自觉性。近年来，研究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所使用概念的准确性、规范性也受到关注。例如，贡赋体制虽属明史研究的传统问题，但近年来学界逐渐厘清了以往关于赋、役范围及区域性差异等认识上较为模糊的问题，研究的问题也更加细致。杜恂诚、付志宇、陈明光等分别指出，流行一时的“黄宗羲定律”缺乏坚实的史实基础并存在被过度诠释、泛化的现象。陈明光根据形式逻辑同一律，指出现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着把赋税、赋役、财税这三个概念或词语等同使用或混用，把“租”与“税”混同，以致引起赋役制度研究对象界定不清的问题。从“国家治理”层面研究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关于赋役征管与地方治理、乡村治理的研究，仍有不小的拓展空间。例如，关于与催驱赋役直接相关的“乡役”“职役”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赋役负担社会公平的法律规定、实际执行状况与社会治理论题等，都颇有可以深化、细化的空间。再如，能否运用大地主、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等近代以来的阶级和阶层划分的概念，去具体分析中国古代赋役负担的社会分布状况，就是一个有待探讨的涉及理论、概念和方法的问题。王曾瑜说：“讨论宋朝阶级结构，人们使用的名词并不一致。例如有的学者就采用农民，大、中、小地主，民庶地主、品官地主之类名称。”而他自己“还是比较愿意采用诸如官户、乡村上户、乡村下户、乡村客户之类名称，因为此类户口分类体制下的户名，更易于反映宋朝的历史特点”。包伟民在所著《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专列《关于赋税征调的阶级不平等性》一章，但没有使用大地主、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等名词，而是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方面作出自己的分析，并总结说：对宋代“乡村下户和客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的结论，需要作出更明确的界定。但是，如何根据中国古代的户等制、户籍分类，或者根据当时人的社会阶层分类名称，如秦汉的“豪强”“豪桀兼并之家”“豪民”，魏晋的“豪右”“豪族”“世家”“豪强大族”，隋唐五代的“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衣冠户”“富家大户”，宋代的“富民”“命官形势之家”“豪户”，明清的“乡绅”“官绅”“缙绅”“大户”，等等，对历代赋役负担的社会分布状况作出实证研究，亦恐非易事，还需继续探索有关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最后，研究视角还可以进一步拓宽。例如，中外比较还可加强。对此，王毅做了有益的尝试，认为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税制在形态、法理基础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国制度形态的一系列重要特点。全球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与赋役制度研究也是近20年的一个学术热点。

总之，“风物长宜放眼量”。近20年来的研究新进展再次说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和相关问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既要从制度层面对国家税法演变进行索隐考证，更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关注历代赋役问题的复杂影响，从而加深和拓展有关论题，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全方位、多角度地加以描绘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