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网2024-10-17 04:41:30发布:【探讨】论破坏生产经营罪中“其他方法”的认定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社会的发展使得生产经营活动更加多样化、科技化，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行为对象也愈加多样化，“其他方法”作为兜底条款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正确理解。在对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认定上，应当坚持目的解释规则，以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以破坏生产经营的保护法益为导向，主张“其他方法”是对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在实践中对使用新方式破坏生产经营活动的案件准确定性，以避免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关键词：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目的解释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发生在工、农业生产模式中的罪名。由于网络技术发展所导致的“虚拟性”特征使之有别于传统社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淘宝店铺为代表的典型虚拟生产和活动形式已经突破了传统物理空间的束缚，除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行为外，近年来行为对象和行为形式呈多样化的特点。例如反向刷单、非法控制网络系统、删除数据、擅自篡改网络商品价格等行为。这种新型的行为形式如何适用刑法理论来认定此类犯罪？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分歧，这一问题不但在司法实务中颇有争议，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在法理上也是众说纷纭。“其他方法”是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一个“兜底性”条款，其具体采用何种解释方式，是判断该条款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二、“其他方法”的立场认定之争

破坏生产经营罪有三种行为方式，即破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和破坏破坏生产经营活动的“其他方法”，“其他方法”作为兜底条款，这条款的内涵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从司法实践来看,“其他方法”的界定引发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激烈辩论，在理论层面上，关于“其它方法”的解释立场也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存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两种路径。

主张立法论的学者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使用物理上的有形力毁坏生产资料的侵犯财产罪，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其他方法”进行软性解释，将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理解为本罪的“其他方法”的做法虽然可以有效弥补立法缺憾，但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因此，刑法应当增设妨害业务罪以弥补立法漏洞，以更好发挥刑法保护法益的功能。

主张解释论的学者认为，目前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型“破坏生产经营行为”仍然属于本罪的规制范围，可以通过采取同类解释方法或目的解释方法等对“破坏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解释。即依照现有的刑法罪名，同时辅之以一定的解释方法已经足够应对新型“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无需额外设置新的妨害业务罪的罪名。

笔者赞同解释论，立法论的观点是在批判解释论的不合理性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对于立法论的否定理由也即笔者赞同解释论的理由。原因如下。首先，解释论并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兜底性规定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在适用兜底条款时必须依靠司法人员加以明确。由于刑法规范的稳定性相对于社会的多变性之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刑法需要兜底条款来保持其应有的生命力，此时的刑法解释至关重要，刑法解释是刑法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前提。相反地，过度追求刑法规范用语的明确性，会压缩刑法解释适用的空间，使得刑法条文的内容过于僵化，导致刑法条文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法律条文中所使用的概念不可能也做不到完全精确，因此才需要我们去解释法律。我们对法律概念进行分析，也印证了法律概念的不完全精准性。可见，正是因为刑法条文是相对的明确性，因此有必要对刑法条文的内容进行进一步解释。但需要注意的是，刑法解释的结论需要遵守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对于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的解释既要符合法益保护原则，也不能超出刑法用语的最大射程以及国民预测可能性。其次，本罪的规定并不存在漏洞。主张立法论的学者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产物，对于现代信息社会则不存在适用的空间，这是立法留下的“意图性的法律空白”，对于这种情况，只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增设犯罪才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在本罪设立之时，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就足以涵盖当时情况下所有的行为模式，但是立法为何还要加上一个“其他方法”作为兜底条款？笔者认为立法者是预见到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保障刑法适用的灵活性，故加上此兜底条款。故对本罪“其他方法”的认定应以解释论为立场依据展开。

三、“其他方法”的解释方法之争

解释论立场下主要存在形式解释说、实质解释说和折中解释说三种解释方法。形式解释说是对本罪中的“其他方法”进行同类解释,即认为本罪中的“其他方法”应当理解为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相当的方法。一方面,“其他方法”必须是物理毁损行为,这是“破坏”行为强度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破坏的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生产经营工具。实质解释说以目的解释为方法，将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以法益为出发点进行实质化的解读，认为本罪中的“其他方法”应当理解为属于使用物理上的有形力毁坏生产资料的行为。折中说以同类解释规则为指引，同时以目的解释为方法，主张本罪的实质内涵是侵害生产经营的经济利益，明示行为类型的本质特征是业务性质，当新类型行为同时符合以上两点时，就可以被解释为“其他方法”。

笔者认为形式解释说不合理。首先，兜底条款的通用解释规则是同类解释规则，这一规则适用于破坏生产经营罪中能否得出合理的结论。其次，在破坏生产经营罪中，应如何认定同类解释规则中的“类”？张明楷认为，“类”一语既可以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强制的行为手段，也可以是一种行为的类型，也可以是一种行为的法益侵犯。在危害公共安全中，“类”一词意味着某种方法，其危险性与诸如放火之类的行动相当。在关于强奸犯罪的"类"字并非仅限于“暴力”、“胁迫”等手段，而是“非强迫”、“非胁迫”等，因此，“迷奸”、“假扮”等行为均可适用于“等同”犯罪。在盗窃、诈骗和抢夺犯罪中，同类解释的含义则有所不同。所以，对于破坏生产经营在同类解释规则中，应以何种“类别”来界定，还十分值得探讨。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经营模式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如果用一个农业社会和一个工业社会的状况，去评价一个现代经济社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那就有可能是不合适的。在另一方面，虽然刑法条文的明确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由于强调行为方式的同类，无法全面保护生产经营的经济性利益，导致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其次，在网络社会，如果仅限于物质上的破坏，就会使“破坏生产经营罪”变成“僵尸条款”，造成社会的不公正。在传统社会，一般都是以侵害财产罪为依据而不是对财产犯罪加以限制，从而导致无法对破坏生产经营的犯罪进行有效制裁，也就丧失了处罚破坏生产经营的理由。在网络环境下，对生产工具、生产资料进行物理性、暴力性的破坏才能构成犯罪，而对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破坏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则不能用刑法加以规制。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犯罪主体主动的采用信息网络的方法去对其他主体的正常生产和商业行为进行破坏。在此情形中，当犯罪人利用技术手段逃脱刑事责任时，技术便成了犯罪人逃避刑罚的工具，这一观点明显是不合理的。

折中说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使得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处罚范围既不过于限缩又不过于宽泛，破坏生产经营罪在当今的网络社会也有适用的空间，可以合理规制利用网络破坏生产经营的犯罪行为。但是，折中说的观点对破坏生产经营方法的判断标准是在承认实质说所主张的破坏生产经营罪这一财产犯罪的本质是生产经营的经济损失这一点的基础上，附加了“明示行为类型的本质特征是业务”标准，而这一标准是用于判断被害人的活动是否能够认定为生产经营活动，换言之，这一标准是对生产经营的具体理解，并非是对实质解释说观点作出限制。因此，其判断标准依旧停留在实质解释说的思维中，并未提出一个合理的折中参考标准或者界限。

笔者赞同实质解释说，实质解释说以法益侵害为核心，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将形式上应当处罚但实质上并不具备可罚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具有合理性。其次，实质解释说可以弥补形式解释说示例类型化的不足、导致难以准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缺陷。在理解刑法条文时，必须综合考虑其具体目的，以确保解释规则的有效性。刑法规范示例项中存在类型化不足的情形时，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存在局限性，需要目的解释规则来弥补。在某些学者关于其它犯罪定性问题的讨论中，也有将目的解释原则用于对同类解释原则进行补充的倾向。按照刘宪权教授的看法，对于利用自己的影响销售股票的行为，构成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其他方法”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在性质上与示范项目的规范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以同类解释规则为支撑，已经超越了同类解释规则的界限，强调了行为类型实质内涵的同一性，是以同类解释为名行目的解释之实的体现。从本质上讲，类似于操纵市场罪和内幕交易罪等行为的认定都应遵循类似规则。若我们依照同类解释规则，从示范项目所提供的相同资料中推导出“其他方法”的应用领域和内涵也应与示范项目相符合，就很难将这一新兴的买卖活动归入“其他方法”的范围，从而会对整体的法益保护产生负面的作用。最后，实质解释说有利于防止本应处罚的犯罪分子逃脱刑事制裁。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随着犯罪方式的日益技术化、多元化，一些罪行的实质特点并不一定与这些罪行所规定的具体表现形式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产生的行为，由于没有与范例中的某一行为相同的特点而被过分地看作是“出罪”，或是对于不具备共性特点的新的行为，过分地被理解成与范例中的某一种行为类似的特点，从而错误地将其视为“其他方法”并加以定罪。这样不仅会导致刑法理论上的混乱和司法实践上的困难，而且容易产生罪刑失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发掘范例中的类型性，也就是要更深刻地揭示出一种犯罪的实质，这就要求我们摒弃同类解释方式。当同类解释规则不能对犯罪行为的规范目标进行完整地说明时，我们应该在目的解释规则中找到“兜底性”条款的界限。

四、“其他方法”的解释方法之我见

通过上文讨论得出，对本罪中“其他方法”的认定应当坚持解释论的基本立场，以实质解释说即目的解释为判断方法的路径。同时，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护法益，因此应该在坚持上述路径的基础上，以本罪保护法益作为指导。

（一）坚持目的解释的判断方法

作为一种关键的解释方法，目标解释由于其本身的本质属性，被实体化的解释理论所提倡，因而，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都要在其目标的指引下进行。由于社会生活是持续发展的，而法律又是比较落后的，因此，我们在解释刑法条款时，一定要遵守其所容许的潜意范围，才能保证刑法解释与实质公正的原则相一致。

在对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进行解释时，目的解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许多企业不再进行生产活动，而只是作为商业实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生产活动现在可以在网上进行，资源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购买和分配。因此，只有按照目的解释的规则对破坏生产经营罪进行解释，才能发挥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使解释结论符合常理和惯例。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都在大力提倡对刑法要坚持谦抑的态度，把罪刑法定位原则当作是最根本的底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不能被定罪。在理论争论和法律适用中，无罪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一个标志。毫无疑问，在有罪和无罪的立场之间，那些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支持。但是，刑法的谦抑并不表示处罚应当极为有限，对无罪的追求就是对处罚的适当与合理的追求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所要承受的各类风险也在不断增多，同时也必然产生利益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加强对刑事法律利益的保护，必须要经过刑事法律的解释，才能使具体犯罪案件中的合法利益保护成为立法与司法之间的理想纽带。事实上，对刑法的客观目的性解释并不能使其更好地确定适用对象。相反，实质性的目的性解释可以使那些不应受到惩罚的行为非刑事化，即使这些行为符合刑法的规定，也不会扩大单纯的刑事解释来实现对合法利益的保护。然而，目的性解释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对规范和合法利益的不同解释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客观主义的解释者总是寻求扩大文本解释的界限，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刑法的目的来扩大刑法解释的界限。很明显，这样的阐释逻辑已经超越了语篇本身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对于一般人而言，既难以预料，又不合情理。所以，目的解释一定要坚持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最终的解释结果一定要在文字的可能意义之内，就破坏生产经营罪而言，根据客观目的性解释的“其他方法”解释本身不能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则，不能超越公认的意义和文本解释规则，但在这些范围内，必须克服法律的僵化和封闭，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同时也能够弥补其缺陷，从而在说明规范的安定性和说明合理性之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使破坏生产经营罪实现刑法的价值有新的生命力。

（二）以法益保护为指导

1、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法益之争

只有在明确其保护法益的前提下才能对其行为进行认定。因此，在对破坏生产经营本罪的保护法益作界定时，有必要从其基本法律特征着手，并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相关规定予以综合考量。对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保护法益，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仍然是维护正常的生产经济活动秩序，因此，即使改变了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类型，也不影响该罪的性质。将破坏生产经营罪视为对正常的生产经济活动市场秩序的侵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将破坏生产经营罪归入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而不是归入财产犯罪一章，这违反了中国刑法按犯罪对象分类的原则，中国刑法按照犯罪对象的相近性进行分章规定，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犯罪对象是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列入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刑法》将这种犯罪归入财产犯罪一章，因此应根据《刑法》文本及其条款的客观含义进行解释，而不是根据学者的主观判断

。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我们不能脱离法条的限制而轻率地认为其具有法律效力。刑法保护什么利益，立足于法条本身，更基于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一旦刑法得以颁布和制定，它便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法律规范。解释者应当以刑法条文的客观含义为出发点，深入探究立法的目的和精神，不能仅仅从条文之外的其他现象中推断立法的精神和目的。随着刑法将破坏生产经营罪移至财产罪之列，认为损害生产经营行为不仅有悖于生产经营秩序，而且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进而给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带来严重损失。以财产所有权为主要法律保护客体，保障财产合法权益。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保护法益涉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及公私财产所有权问题，而以保护生产经营秩序为主，从而保障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完整。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双法益说”的观点认为，危害生产经营犯罪既要保护“双法益说”，也要保护“双法益说“的对象”。“破坏生产经营罪”是一种对“两个法益”的侵害，其目的在于使刑法条文与该罪的立法要义相统一，并在统一的基础上有重点。当前，我国刑法理论上以“双法益说”为主导。

第四种较为新奇的意见，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意见，即：破坏生产经营犯罪所侵害的对象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这种意见试图协调两种对象之间的关系，即把一个客体归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成两个对象，得到了少数的学者的支持。

2、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法益选择

本文同意第三种意见，即以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公私财产权作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保护对象。在我国《刑法》中，对破坏生产经营罪所在章节的修改，使“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法益已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正常的生产活动秩序。这种情况下刑法对于犯罪所涉及的法益应该作重新解释，即刑法应赋予刑法所涉的某些法益作不同程度的保留或修改。法律上的修改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法益可能是由于立法上的疏忽而没有得到明确的规范的，但是当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时，为了保证合法权益，立法机关又会对其作出相应的修改,以确保其得到保护。因此,在刑法分则中，对犯罪章节进行分类的调整，将直接关系到刑法法益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具体犯罪的构成因素。目前我国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法益未做明确界定,因此,对于重新确立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保护法益,是十分有必要的。有学者提出以下方法：1.根据与本罪有关的同类客体来确定法益范围。虽然刑法并没有对具体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它却对类似的犯罪客体的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进而可从该犯罪所涉及的同类客体中，推导出其所侵害的具体法益。2.依据刑法条款中的条款，确定其侵害的法益范围。主要有：（1）对犯罪所保护的法益（2）对该罪的行为特征进行描述。(3)对犯罪结果的特征作出了界定。(4)为犯罪行为的客体性质作出清楚的说明。（5）部分规定了该罪违反的法规条款。（6）条文规定了对该罪的犯罪所得、使用的犯罪工具以及犯罪成分等方面的规定，以确保法益的准确性。

按照此方法，在重新确定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保护法益时，首先，要看的是该罪行所涉的同类客体，也就是侵害别人的财产权，第二，由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该犯罪的保护法益，也不符合第五、六项规定，所以，只有从该犯罪的行为特征、结果特征和对象特征来判断。破坏生产经营罪是以侵害工业和农业生产工具或者其它方法为行为特征；它的客体特点是以企业的生产和运营为中心；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特征是对工农业生产资料或其他方法；其对象特征是以生产经营为核心。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保护法益必须能够反映生产经营的独特特征，同时体现其财产属性，即对一定财产利益的侵犯。因此，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保护法益揭示了刑法规定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本质特征，使其客体为正常生产秩序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保护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其保护法益。其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位于刑法的侵犯财产犯罪一章，所以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为主要法益，正常生产秩序为次要法益。

结语

由于在信息时代生产经营的要素、方式和客体都发生了改变，以同类解释为方法的形式解释说来理解“其他方法”已经不能完全符合信息网络时代的背景。以目的解释为方法的实质解释说更有利于发挥刑法惩罚犯罪的任务，因此笔者提倡适用以目的解释为方法，以法益保护为指导的路径对本罪的“其他方法”进行判断，以更好面临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对各种新兴行为的处置。在坚持目的解释的方法和以法益保护为指导的基础上可以得知，本罪的“其他方法”应当是指使生产经营秩序遭受重大破坏和造成公私财产的所有权重大损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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