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彩网站准确资料查询大全 | 2024年11月14日发布-2023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

　　哲学不仅是时代性问题的反映，也因其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把握，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力量。韩震认为，新时代哲学首先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精神的最新时代表达。新时代的中国精神立足中华大地，反映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人文情怀、价值理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杨耕提出，虽然马克思不是把哲学课题化、体系化的职业哲学家，但是他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基本观点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变及其规律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反思，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进理论与方法创新。夏莹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建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黑格尔思辨哲学中Science和Wissenschaft这两类“科学”的双重超越。这一超越尤其表现在马克思对其哲学方法论的自觉。这一方法论由于将人类史作为认知和把握的对象，产生了一种不同于近代认识论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法。借助这种独特的抽象法，马克思诠释了其哲学的哲学性，即其所固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吴猛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直接目标在于，在不抹杀物质的东西相对于观念的东西的外在性的前提下建立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普遍性经验对象的提出是这一工作的关键机制。普遍性经验对象在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一系列思想对话中经历了内涵变化，不仅与特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而且其内在包含的“普遍性”维度通过向“普遍性外观”的转变而获得了历史性维度。刘同舫认为，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研究主体和参照坐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外在反思。这一方法不仅包含“通过现在可以理解过去”的思想，还包含“人体解剖”不能代替“猴体解剖”以及“猴体解剖”和“人体解剖”不能相互否定的辩证意蕴。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思想资源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文明的特质究竟为何、中国哲学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提供了何种思想资源，是哲学学者应当不断追问、思索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学者从文明论与历史观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赵汀阳提出，文明具有主动创造自身、反思和修正自身的能力，这种反身的主动创造力重新定义了生命的概念，使文明的生命概念超出了生物学的生命概念，文明的生命概念内含自己创造出来的无穷可能性或无限量的未来性。吴飞从文质论出发，认为只要坚持性命自然之质的首要地位，就不必设定一个绝对的目的论价值，同样不会失去历史的意义。以文质论建构文明共同体，自觉守卫性命自然的价值，就是历史哲学的意义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回应历史主义，为现代世界寻求价值的一种可能性。唐文明认为，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回返的形而上学，其历史意识来自回返自然的体验。回返的体验基于对完美的宇宙原初秩序的笃信而直面宇宙运化的实际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积极态度表明，中国文明的秩序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宇宙论风格表达出来的心性论秩序。陈赟认为，中国思想致力于在人极与天极之间保持张力性平衡的“中道真理”，它将超越性意识引向历史中的文化宇宙，人类立足于历史中绵延的文化宇宙，以与自然宇宙彼此协调，从而实现了对超越性的居间性转化。

　　除此之外，如何在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也是哲学界关注的话题。张志强认为，文化生命体就是从天地人构成的生命共同体的意义上来把握文明的开显进程。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都是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开显天地之德的不同历史进程的连续阶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连续生长，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刘建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因为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进行的文明创造，传承了中华文明基因并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它作为世界上一种新近出现并独具特色的文明新形态，不是单一而典型的文明形态，而是复杂的“非典型性”文明形态，必须用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多重维度来综合把握。臧峰宇认为，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 “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聚焦“经验”与“实践”的中国哲学研究

　　理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独特魅力，离不开对经典范畴与命题的再反思。2023年，不少学者都对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作出新的思考，丰富了传统哲学的言说内容和表达形式。

　　在功夫论层面上，陈来认为，儒家立足于现有生命的最高可能，去求“彻达宇宙生命的一体性”。从功夫上说，佛家以实证本体为功夫修行的结果，儒家则以“见体”作为功夫和为学的开端。倪培民认为，传统儒家“风行草偃”的观念揭示了个人修炼功夫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即个人的功夫可以“外体化”为社会风气和社会体制，而大众的功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体制的“功用”表现。在价值论问题上，杨国荣认为，作为人在价值层面的存在形态，合理的社会秩序同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其指向。从价值视域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延续和转换了传统的和谐共处、天下大同的观念，另一方面又承继和扬弃了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理念。李景林提出，孟子体现出的圣道相承与当下学统建构相统一的道统观念，成为嗣后儒学和中国思想文化传承的一个基本路径。古今相传的“道”作为一种形上理念，乃得以一种名言逻辑的形式十字打开，通过理性的自觉和共通性的方式，引领社会的精神生活，展开为一种可大可久的活的文化传统。

　　在探索中国哲学未来发展之路的过程中，“经验”与“实践”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经验世界的敞开，为中国哲学普遍性与实践性的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程乐松认为，强调重返经验的可能性，是要提示中国哲学可以接续经典时代和传统思想中以经验为本的方法和立场，以期补正或拓展哲学史确立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进而获得能够直接面对经验——经典世界或当下生活——的哲学视角。李巍提出，能被称为“哲学”的思想除了是抽象的，也应该是可理解的。鉴于对思想的理解首先是理解表达思想的概念语言，所以调整对思想之哲学性的看法，首先是调整对概念语言的看法。哲学思想与概念的可理解性，必定是这套概念语言以某种方式关联于经验世界。陈少明提出，规则生活与情感文化，均源于人性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面。让儒学接纳前者，发扬后者，就是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以新的姿态继续参与社会的塑造，同时也和其他传统一起塑造未来的世界。朱承从人类共同生活经验出发，认为中国哲学力图统合人类生活中最具广泛意义的共同事实与价值，在治理普遍性、自然普遍性、天道普遍性、道德普遍性等维度上表现出对于普遍性的多重探寻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期望能够对人类生活给予总体性认知与解释，以此朝向人类社会的大同团结。

　　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西方哲学研究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文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诸种文明作为各民族历史探索和开拓的丰厚积累，也是今天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思想指引。2023年，国内西方哲学界立足中国看西方，力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格局，以文明交流互鉴原则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与问题。

　　第一，金岳霖与贺麟等20世纪中国本土哲学家，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得以研究并传播的重要学者。关于他们的相关研究是弄清楚如何以文明对话促进思想创造的重要切入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普遍的观点是，“真”就是命题与世界的符合。但是问题在于，真命题如何能够系统地与世界相联系，即“符合是什么”。刘新文认为，金岳霖在1983年出版的《知识论》中系统地分析了真之符合论中的“符合”，认为“符合是‘真’底所谓”。而“符合感”被分析为“融洽”“有效”和“一致”三个成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宁莉娜提出，金岳霖逻辑思想具有鲜明的融通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特征，这使得充满现代逻辑意识的中国逻辑学研究成为世界逻辑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其当代价值。

　　第二，立足世界哲学发展史，对西方哲学进行新阐释。其一，郁振华认为，当代哲学已大大超越先验哲学：围绕对科学革命的回应、两种性质理论、两个物自身概念以及如何通达物自身等，便可看清这一点。立足于切换论实在观以及它所蕴含的视角整体性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使命。其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目前哲学界对法国现当代理性主义认识论缺乏足够的探究。于奇智站在“跨学科思想”“共生融合”的视角，阐释了法国认识论中的“笛卡尔认识论”“巴什拉认识论”“维耶曼认识论”这三个既有别又相关的重要环节及其学理逻辑。

　　第三，在中西思想比较、交汇、融合基础上实现理论发展与创造。吴晓明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不起作用或无从起作用的地方，才是中国哲学在其中活动和展开的那个境域。由此而来的分野从源头的实质上标志着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正是此种差别在决定性的大端上规定着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构造与走向。蔡祥元提出，生育与制作现象确实可以视作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着眼点，但只有结合取象与定义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才能对中西哲理的差异作出更全面的把握。

　　第四，汉语现象学研究呈现多种维度。现象学作为一种跨文化哲学形态在与汉语思想传统的结合中，为人类理解传统哲学主题、回应时代难题和走出理论困境提供了自己的洞见。首先，以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为导向推进当代现象学研究。王庆节从海德格尔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出发，试图说明从巴门尼德与芝诺开始的关于存在与运动的思考，在何种意义上开启了后世西方形而上学关于存在与时间问题之思考的正统开端，以及这一正统开端又在何种意义上“遗忘”和“遮蔽”了关于“存在”与“时间”的源初问题。其次，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现象学跨学科研究。倪梁康提出，西方科学中的普全数理模式在现象学的发展中受到质疑：科学不思。目前自然科学研究界主要以普全数理模式制作和发展人工智能。如果我们将思考的本质定义为自主的，因而是自觉的、自由的和能思考的，而将计算的本性定义为普全数学的，因而是形式的和机械的，那么目前的人工智能显然还仅仅停留在计算的阶段，现今任何形式的“智能机”本质上都仍然属于“计算机”。对于现象学与当代艺术关系，孙周兴认为，当代艺术以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的革新为观念前提，广义现象学（包括实存哲学、阐释学、解构理论等）构成当代艺术的哲学基础。广义现象学对观念（本质）的直观性的理解，特别是其中蕴含的直接性、关联性和行动性要求，正是博伊斯所谓“扩展的艺术概念”的基本内容。由此，我们就为作为“观念艺术”的当代艺术作了一次辩护，并认为当代艺术完成了尼采所开启的艺术—哲学关系的重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伦理文明研究

　　2023年，我国伦理学界紧密对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国家重大战略，在伦理学基础理论、中国伦理思想、应用伦理学等研究领域积极推进，在伦理学理论创新和道德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华伦理文明博大精深，传承和发展中华伦理文明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受到我国伦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追溯中华伦理文明源头、考察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伦理理论资源、提炼中华伦理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思想精髓、探究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与实践路径、揭示中华伦理文明的世界意义等方向。刘增光提出，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乃是以气论和仁学为核心，这一点只有在一合一分的天人之际视域中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对生生之大德的推崇正意味着超越单纯道德化视角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向玉乔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内容上包括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目标的物质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精神文明、以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伦理文明为内核，受内外动因驱动，兼具实然性和应然性。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其要旨在于反思和探究现实社会伦理问题，提出解决问题及进行社会治理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甘绍平提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是直面冲突、诉诸商谈、达成共识、形成规则、为立法提供理据。应用伦理学既有对基本原则的恪守，又有判断力和实践明智的运用。孙春晨提出，应用伦理是各种社会生活伦理形态的集合，是专业性的道德实践系统，其目标是通过不同应用场景的职业活动实现对具体社会问题的伦理治理，以改善现实的伦理生活世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向着合乎人的内在价值需求和社会伦理之善的正确方向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发展理念，是一种发展模式，更是一种具有深厚伦理意蕴的道德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伦理价值诉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王泽应提出，和平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是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所形成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等伦理美德的全面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凸显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要义。曾建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包括领导力量的无私性、思想理论的科学性、价值追求的人民性、利益分配的公正性、政治权利的正当性、国际行为的道义性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有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面临的个人与集体、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等伦理困境，展示了独特的道德境界。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道德问题的深入研究，旨在为建设道德中国作出学理上的贡献。道德的哲学内涵、公民道德意识的培育、公民道德信念的建构与生成、道德实践的推进等方面的研究，在2023年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万俊人提出，公民美德凸显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急迫课题。相较于一般公共议题，公民美德显然更为敏感、更为复杂，因之更具争议性，其公共效应也更为久远。明乎公民美德问题之重之难，也就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与探讨这一论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王露璐提出，可基于GIS建立中国乡村道德地图平台，从村民道德意识、道德准则、道德活动等维度，理解中国乡村道德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从而揭示中国乡村伦理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乡村道德建设乃至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科学与人文互动继续加强

　　面对科技的新发展与新应用，特别是ChatGPT等数字技术带来的新“惊奇”，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伦理学、语言哲学、逻辑学等多个哲学领域从不同视角进行聚焦，呈现出哲学与科技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态势。科技不仅为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也带来了新方法或新助力，甚至有可能使哲学研究的根基或目的发生变化。同时，哲学也在越发深入地参与到科技发展的进程之中，不断成为新科技的源点与归宿。

　　关于科技为哲学带来的改变，刘大椿认为，作为科技反思的科技哲学面临重大挑战，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种反思的时代特征，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价值观——对科学技术的审度。江怡提出，生成式预训练模型（GPT）的工程性质，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从单一的技术手段转变为更多样复杂的工程设计，而从哲学上分析这种转变，可以看到的不单是哲学研究领域的更迭，更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工程哲学为当代以及未来的哲学研究带来了更多关于后人类时代的思考。

　　关于面向科技与人类未来的哲学审思，殷杰认为，近年来，新科技已经开始改变人类道德的进化驱动力与发展轨迹，人类道德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其重要性已不囿于科技和哲学的理论层面，更预示了人类现代性发展的一个新节点。孙伟平认为，只有在社会智能化进程中确立全体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将公正价值观“内嵌”到智能算法之中，并建立动态的评价、监督机制，才能对算法歧视进行必要的规制，重构智能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

　　关于哲学助推科技向善发展，周程认为，我们要以“科技向善”为指引，不断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以此助力我国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社会进步与全球发展，提升全人类福祉，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科技与社会相须而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王国豫认为，科技伦理治理应该包括三重境界：一是针对科技前沿发生的违背伦理的问题的治理，二是对科技进行伦理治理，三是对科技活动的伦理的治理，即好的治理，善的治理。

　　关于哲学与科技的融合，任晓明认为，人工智能研究范式变革推动认知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这将推动因果认知的不同框架、理论的互补和融合，从而进一步推进认知科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同时，因果认知框架催生的更多可解释性技术或深度学习模型也将再次反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变革。高新民、严国红认为，由于智能具有可多样实现性和原型实例多样性的特点，因此图灵测试对于种种智能形式的建模不一定有普遍的工程方法论意义，但对于以人类智能为原型实例的AI建模和机器实现来说有其不可替代的指导价值。

　　此外，关于作为哲学与科学共同基础的逻辑学，张立英认为，逻辑学作为一门影响深远的基础性学科，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探寻真问题、开展真交流、形成真影响的进程中应充分发挥作用。杜国平认为，逻辑学本是非常抽象的学问，但是利用现代技术，完全可以对其符号表示法进行创新，使理性思考做到既抽象纯粹又形象灵动，不再永远板着面孔。

　积极推进宗教中国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23年，国内宗教学界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积极推进宗教中国化研究。

　　郑筱筠围绕“导”“和”“润”“化”几个理论要点展开论述，提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好这一重要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宗教工作规律，发挥和运用好中华文化浸润机制，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固本培元，加强“导”的体系建设，顺应“和”的规律，发挥“润”的作用，形成“化”的效果和目标。张风雷认为，我国宗教中国化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在思想上对于“化什么”“怎么化”“谁来化”等问题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坚持宗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健康传承始终要坚持的根本方向，是我们宗教工作中需要不断推进的永恒课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推进，不断深化，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才能不断推进我国宗教的中国化进程，更好引导我国宗教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高丽杨认为，宗教中国化的本质就是解决宗教本土化与时代性这两个问题。对于道教这个唯一的中国本土宗教形式来说，主要解决的是道教的现代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就是在保持本有的中国特色基础上，构建新时代的教义思想体系、戒律体系、管理模式、服务模式、信众组织模式等，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的发展。

　　反思与展望

　　回顾2023年的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界以“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为旨归，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不断深化体现中国思想特质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中国学派的气象初露曙光。从历史中国到当代中国，再到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界工作者用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恢宏实践的阐释，深入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同时在“两个结合”视域中对哲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进行再反思，关注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重大问题。

　　新的一年，我国哲学研究应继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立足中国与世界，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努力把党的二十大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为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进一步展现学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的伟大力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15日第2815期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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