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24年10月15日发布:历史的神性，只存在于偶然的瞬间一周新书推荐

《信任》从四个不同身份的人、四种不同的视角，讲述了一个1920年代华尔街大亨和他的妻子的故事。读者最先读到的是一部小说中的小说《纽带》，第二部分是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回忆录由《纽带》的主角原型、纽约金融家安德鲁·贝维尔所写，他对《纽带》曲解编造了他和妻子的故事感到异常愤怒，希望通过自己的叙述确保公众了解“真相”。第三部分是贝维尔雇佣的一位捉刀写手艾达·帕尔坦扎的回忆录。时隔多年，艾达回顾了当年她将贝维尔的口述编写为传记的过程，在为写作查阅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贝维尔的妻子米尔德丽德的私人日记。在最后一部分，读者将读到那部日记。

迪亚斯表示，之所以在写作《信任》时采用嵌套式结构，是因为他认为一个关于资本和巨大财富的故事必然是“复调”的——正是通过榨取许许多多的人的劳动，财富才得以建立。与此同时，他希望将目光投射到那些长期被排斥在美国权力、财富历史叙事之外的女性，“我想重新解释这样一种历史的书写，我想看到为什么一半的人口这样默默无闻地被清除出了我们的历史。”

《钦探》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由于贸易矛盾，瓦剌兵分三路进犯大明边境。明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由于宦官王振错误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这一事件史称“土木堡之变”。《钦探》以这一影响明代历史走向却一直缺乏文学书写的重大事件为切入点展开合理想象，讲述了于谦指挥的北京保卫战结束后发生的故事：于谦奉圣谕，密令老兵朱抗前往山西一带巡查北防漏洞，查明土木之败的原因。途中朱抗遇到年轻公子张绍祖，二人发现女墩兵田粥姐是调查的关键人物。随着调查深入，重重危险也在向这三个小人物逼近。

周游此前已出版长篇小说《麒麟》，有评价称其为“写世情百态刺之入骨，写帝王心术讽之传神”。谈及新书创作时，周游表示，他在《钦探》中投注了他对世界的理解，“荒谬可怕、混乱分裂，这种悲剧现实产生的根源是不可拆解的，只能以各种形式的惨痛来换取片刻的喘息。构成我们命运的无数偶然瞬间，其超验的意义决不能轻率地用所谓‘必然的潮流’来遮蔽——多少‘必然的潮流’溯其根源不过是人为的操弄游戏。历史的神性，只存在于偶然的瞬间。”

《全家福》

一个留守农村的小孩因为老师要求上交一张照片，踏上了旅程，在马不停蹄的奔跑间歇拼贴出一个家的离散与寻回的故事——这是孙一圣在其最新长篇小说《全家福》中书写的故事。如果说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公路上的孩子们》讲述的是孩子对前路的未知向往，那么孙一圣的《全家福》则是孩子对这种未知向往的进发。

孙一圣在自序中表示，小说中80%的内容来源于他小时候一段真实的经历，一开始他只想写一个不超过两万字的短篇，没想到写着写着就到了将近十万的字数。虽然就体量而言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他还是想称其为短篇小说，“我的理由是，这几乎是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没有兴亡的痕迹，没有历史的变迁，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有转瞬即逝的瞬间，只有在一个长镜头下被我们遗落的人间真实。”

“如果非得给这部小说找个主题，我想，这可能是一部关于平凡与苦难的小说。我所说的‘苦难’，不一定要经历什么历史性的深重灾难，有时候它仅仅意味着‘平凡’地‘活着’。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坏人，也无所谓好人，他们尽最大的努力要做的只是生活。就像题记里的那句话：‘我们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孙一圣写道。

《狗狗都市观：犬与人类如何共同打造现代纽约、伦敦和巴黎》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个说法是怎样形成的？都市中的流浪狗如何促进城市治理的变化？狂犬病的传播是如何得到抑制的？被虐待的狗如何激起中产人士的同情，进而改变我们对宠物和动物福利的看法？我们如何处理狗的排便问题？以上问题构成了本书的核心。本书探索城市中产阶级最为关心的五大狗狗问题——流浪、咬人、受虐、思考以及排便——以19世纪早期至20世纪三十年代的纽约、伦敦和巴黎为例，研究人与狗的关系变迁如何重塑了这三座城市及同时期的其他西方城市，进而改造了现代城市与都市生活方式。

“笔者喜欢从历史角度研究人犬关系，诸多欧洲人、北美人现在所表现出的人犬之间这种普遍且自然的关系，笔者相信其实深深植根于西方城市化进程的情感历史中，”作者克里斯·皮尔逊在本书前言中写道，“最终，一种西方的人犬关系模式诞生了，我称之为 ‘狗狗都市’（Dogopolis）。在城市中，狗类应如何与人类文明健康、安全地共存？针对这一问题，伦敦、纽约和巴黎的中产阶级们还是慢慢地（有时则颇为痛苦地）达成了某种并不怎么稳固的共识。人类与狗一同被丢进这些急速扩张与发展的都市中，他们在朝夕相处中也产生了一系列情感：爱、同情、厌恶，还有恐惧。最终，狗融入了都市生活，同中产阶级对脏乱环境的厌恶，对流浪者的恐惧，对犯罪活动的焦虑，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支持等情感价值相一致。”

《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

本书是历史学家李孝悌的文化史代表作，书中集结的文章在内容和写作年代上都横跨甚广，读者将从中看到作者多元的研究旨趣。李孝悌从志怪、戏曲、报刊入手，揭示明清以来城市、文化与思想的多个面向，呈现帝王、士人和下层群众的众生相，构建了一个鲜活的近代化世界。

在简体版新序中，李孝悌表示本书相较繁体字版在结构上有较大改动，进一步凸显全书的层次感。与理论相关的两篇文章被提到了导论部分，以此回应大陆学术界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理论的强烈兴趣；四篇与城市文化有关的文章“从上到下，从国家、统治阶层到个人，依序论述，让我们对明清文化中的重要面向——志怪——从国家的统治意理、统治阶层的论辩和个别士大夫的地方视野，有了更复杂而细致的了解”。

《逐利而生：3000年公司演变史》

公司不仅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组织形式，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它就已存在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各种变体存在，始终对世界局势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马格努森在《逐利而生》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本书分为八章，每一章探讨历史上的一种公司：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司是重要的行政力量补充，与政府在修路、征税等事务上密切合作；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公司从事”海盗行为“，通过探险和贸易迎合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中，很多公司成为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但也因其利益至上的形式准则而被许多人批评为掠夺者，损害劳动者、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马格努森认为，如今我们对”逐利而生“的公司有诸多批评，但其实梳理公司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公司是为促进公共利益而生的，始终与国家及其利益紧密相连，尽管在许多案例中，它们并不能始终践行这一初衷：

“视逐利本身为目的而不是一种实现更宏伟目标的手段，这只能称之为一种纯粹的贪婪。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资本主义的逐利行为看作一种美德，这样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造成了真正的危害……尽管关于公司的争论无休无止，例如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公司是否应该考虑社会整体的目标，董事是否应专注于让利润最大化，但当我们把公司视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们存在的真正理由以及创建的初衷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促进国家公共利益。”

《回音室：1897-1935年跨国的中国画》

如今我们提及“回音室”这个词时，通常用来批评人们深陷社交网络的信息茧房，因长期只接触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信息而加剧观点极化和社会撕裂的现象。然而在艺术史学家柯律格看来，“回音室”亦是学术界、文化界形成知识共识的重要机制。本书来源于柯律格在2019年于北京举办的“OCAT研究中心年度讲座”，他拓展修订了讲稿，在前作《谁在看中国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这一观点：中国画是在20世纪早期被中国内部、日本、欧洲和北美各地紧密结合共同创造出来的概念。

柯律格的论述从据说是中国画的核心概念、谢赫六法中最广为人知的“气韵生动”开始。柯律格的研究推翻了此前学术界的公论——冈仓天心首次将谢赫六法介绍到了欧美世界——根据他的考证，谢赫六法的首个译本出自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退休官员、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夏德，他于1897年用母语德语出版了《中国绘画史的本土来源：从早期到14世纪》。随后，柯律格广泛爬梳各类材料，向读者展示一个跨越时空的学术“回音室”是如何形成的，“当最初的思考或意见在作者之间来回传递时，它们被夸大为确定的事实，一位作者的断言构成后来另一位作者进一步猜测的基础。”

如若没有作者的努力，我们或许难以想象，“气韵生动”最早的欧洲翻译者们是在与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的交流中，把这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被中国本土艺术评论者遗忘的美学概念推到理解中国画的关键位置；冈仓天心使用“韵律”（rhythm）一词翻译“气韵”，则受到了赫伯特·斯宾塞和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