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租界史》到《中国租界通史》——我的三读记

大概在1996年，我当时正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读上海史专业的在职硕士生，同所的陈正书老师开了一门“上海租界史”的课，费研究员的《中国租界史》自然是指定的延伸性读物。虽然上海史研究自上世纪80年初就开始了复兴，但至90年前半期新出的相关出版物仍然不算多，大部头的不过也就是《上海近代史》（刘惠吾主编）、《上海史》（唐振常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张仲礼主编）几部。而《中国租界史》既重点反映了近代上海发展的重要特征，即西方租界的存在给城市化带来的复杂影响，又兼及与之有相似性的中国其他各地所辟租界的演变脉络，若天津，若汉口，若镇江，若广州，若九江，若苏州，等等，并通过充分的相互比较，展现了各自形形色色的成因，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特点，从而将上海史、中国城市史和近代中国史研究相互融合，实可谓独树一帜，卓有特色！通过字里行间，我得以获悉，上海租界的数量并不多，而汉口有6个，天津甚至达到了9个；尽管上海租界面积最大、最为繁荣，但租界并不必然是“繁荣”的代名词，有些城市的租界实际上发展得非常平庸……

费成康先生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旭麓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其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其时正在本院的法学研究所任职。在史学基础之上，又能从法学的角度出发，自然也是其剖析租界的核心问题，即法律生成的一大优势。此外，他还具有相当的外语优势，在他那个年龄层中是不多见的。记得有一次，我陪同美国留学生傅睿哲（David Frazer）前往他的办公室拜访，全程几乎都是费、傅两人在用英语对话。我则在旁寻思，“要研究租界这样的涉外专题，看来还非得有良好的英文素养不可”。事实上，费氏著《澳门四百年》（1988年版），和其英译汉的张仲礼著《中国绅士的收入》(2001年中文版)也是得益于这一素养。还有一次，我在55路公交车上偶遇费先生，他正从五角场方向返回市中心（他当时随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攻读在职博士），一路之上我们聊起天了，具体内容我今天已经不记得了，但印象最深的是他操着较重的苏州口音，而且对我这个晚辈很随和，没有什么架子。

顺便一提的是，费成康先生在我们历史研究所有许多同门师兄弟，而且本所研究员、著名的新儒家研究者罗义俊先生还是他的妹夫。更有甚者，历史所的两位重量级前辈，方诗铭先生，汤志钧先生，或为《中国租界史》作序，或撰写长篇书评，对于费先生的学术贡献均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不知为什么，我在历史所的各种学术场合却从未见他到场。

当年陈正书老师的授课结束时，记得我提交的课程论文是《中国租界的法律收回和实际收回之差异》，在撰文过程中我从费先生的书中挖掘了不少资料。

……

我第二次读《中国租界史》应该是在23年后的2019年，当时我正在撰写一本小书，即《铁门内外：对上海两租界一项公共防卫措施的研究（1925—1946）》。该书研究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安全为名，在与华界相交的几十个路口设立了高大的铁门，时开时闭，从而在20多年中造成广泛社会后果的问题。在即将完稿前，我很想了解一下上海之外的其他租界的情形，看看有无类似的举措可供比较。细心搜检《中国租界史》之下，果然发现汉口、九江、镇江的英租界，天津的日租界和法租界，都出现过用于隔离的马路铁门，而且在时间上大都比上海租界还要早。我遂将这些内容予以补进，得以使书稿更显丰满一些。此书在次年正式出版，《中国租界史》被列进了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中。

……

今年4月份，修订性的《中国租界通史》面世后，我又有幸第三次通读了该书。由于费成康研究员将首版之后30多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和新发表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故而显得厚重了许多，特别是“原来的第三章《土地制度》由三节增添为四节，原来的第四章《法律制度》被分解为《立法》《司法》两章，原来的第十章《中国人民的抗争》也由两节增添为四节”。在我看来，该书新版除了继续作为自成体系的专著外，还具有工具书、指南书的意义。众所周知，这些年来，随着《上海外事志》（1999年版）、《上海租界志》（2001年版），以及英国兰宁、库寿龄著《上海史》（有两种译本）等海量出版品的推出，上海租界史研究的资料和论析早已成绩斐然，今非昔比。但与此同时，有待深入挖掘、进一步解答的问题仍然还有很多，当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面对租界地价、税收、立法、司法、行政等具体、复杂的技术环节而感到迷惑不解时，《中国租界通史》相应部分的细致解析和大量例证仍不失为指路的明灯之一。不仅探查上海租界史使然，对于研究天津、汉口、广州等地租界也是如此。此外，该书又具有重大的学术史价值，能让读者较为全面地体认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化”框架内租界史研究的发展轨迹，这一点对于把握上海之外的各地租界史尤为重要，因为一册在手，各地学术界的相应动态便能一目了然了。

上海法租界

不过，该书也有令笔者感到不甚满足的地方，那就是对最新成果似乎并未尽可能地做到全覆盖。以上海法租界史为例，作者采资仍主要由于囿于1983年中文版的《上海法租界史》（法国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但该书的时段下限只至1900年，有相当的局限性。费先生显然并未注意到若干新的成果，譬如这些年来蒋杰和笔者合编的连续出版物《上海法租史研究》迄今已出版五辑，收录专论、专文数十篇，应该不无可采之处。（笔者在此无意自吹自擂，只是从自身的研究角度有感而发）。还有，就《中国租界通史》整个篇幅而言，作者更注重租界的形成和演化，可谓浓墨重彩，但终结部分相对来说比较简约，只以一章应对，因而颇有些前重后轻之嫌。事实上，自19世纪20年代以后，租界开始了瓦解的过程，其间遇到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强劲冲击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续干扰，其间多方角逐，纷繁复杂，精彩纷呈，议题甚多，似有进一步强化考察的必要。

或许将来有一天，费成康研究员会推出《中国租界通史》的再修订本，那也许不是一卷本，而是多卷本，届时我会又一次潜心拜读。